在19世紀末期，日本用了不到兩代人時間把自己從一個中世紀的發展停滯國家變成一個充滿活力的現代經濟國家。尤其有意思的是，日本當時沒有吸納多少外國私人或者公共資本。公平地說，日本比起那些在幾十年后通過馬歇爾計劃，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資金發展本國經濟的國家更為成功。
日本的企業發展模式,也有值得中國十大品牌企業的借鑒之處,除了保護私有財產，提供了一個基本法律框架和消除了阻礙企業發展的許多壁壘之外，日本政府實際上沒有太多作為。政府確實開始時候擁有幾十家國有企業，但是它們無一例外都是虧損，后來就私有化了。受到政府青睞的、聲譽卓著的重工業企業的生產效益還比不上很少接受政府補貼的輕工業如紡織工業。
經濟歷史學家弗蘭克B.蒂普頓指出，“當中央政府試圖引進新技術，它一般都沒有取得成功。事實上，貨幣和信貸政策可能阻礙發展”。歷史學家埃德溫.賴肖爾認為，“正是私人企業的開拓導致了日本的經濟現代化和增長。”
德川家康德在1603年確立德川幕府統治之后，他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政府限制經濟活動，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職業，企業家只能為本地市場提供服務，普通百姓依法不能購買奢侈品，如絲綢等。日本人不被允許與外國人接觸，任何企圖前往其它國家的日本人一經發現就會被處以死刑，盡管如此，許多日本人依然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少數日本人搭乘荷蘭商船或美國捕鯨船出國。荷蘭書被偷運到日本。許多武士出售其珍貴的寶劍來學習荷蘭的語法，這樣他們能閱讀荷蘭的技術書籍，足智多謀的日本企業家僅僅靠荷蘭科技書籍就能夠生產鋼筆，墨水，化學品和藥品。
與此同時，美國轉向太平洋。美國捕鯨船在北太平洋作業，美國三桅帆船積極進行中美貿易，日本因此成為最適合提供補給煤炭和食物的地方。所以多年來，美國人就試圖與日本進行貿易，但幕府將軍堅持要維持日本的閉關鎖國。
1853年7月8日，美國的馬修.佩里率領四艘有蒸汽動力的軍艦出現在江戶（東京灣），日本人從未見過的這樣的軍艦,佩里的大炮打開了日本的大門。一年后，日本政府勉強同意：（1）日本對美國開放長崎，橫濱，神戶，新瀉等商貿港口;（2）未來40年關稅將不得高于5％;（3）在日本的美國人享有治外法權，一旦犯法將由美國大使館而不是由日本法院處理。幕府隨后與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簽署了類似條約。
這些條約引起了日本國內的強大排外反彈。幕府因為允許外國商品進入日本市場，并同意外國人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權而喪失顏面,憤怒的武士開始尊王攘夷,最終幕府垮臺，而開始了"明治維新"。日本首都從京都遷到江戶，并改名東京。幕府的失敗使得新統治集團意識到，他們必須學習西方。日本大規模派出官員考察和學生留學，了解外國的科學，技術，工程，法律，經濟和其他領域。這些官員和學生回來報告說，日本比較落后，必須快速現代化。
政府由此出臺了一系列戲劇性的改革，促進經濟增長。這些政策有廢除封建領地，社會各階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消國內貿易的障礙，取消行會，允許人們自由擇業。保護私有產權，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購買土地，農民可以種植商品作物。
政府還聘請了約3000名外國顧問，以幫助設計和實施改革。雖然西方顧問們的意見相互矛盾，比如英國顧問提倡自由市場，而普魯士顧問支持貿易保護主義和軍國主義，但是日本卻能將這些取長補短加以融合,比如日本的議會制度參考了英國和普魯士的經驗。義務教育系統參考了法國模式。日本的海軍建設接受英國的指導，而陸軍則是普魯士顧問杰作。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一開始試圖用國家的力量建立現代經濟體系。政府建立了電報和鐵路系統。政府開辦船廠造船，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根據官方的報告，政府擁有三個造船廠，51艘商船，52個民用工廠，兩個軍需工廠和75公里的鐵路。但是這些企業幾乎都虧損嚴重。例如，政府的水泥工廠和東京煤氣公司賠了錢。國有的長崎船廠連小型維修都勉為其難。政府全資擁有的鐵路造價為私營公司兩倍之多。
總之，由日本政府經營的企業蒙受巨大損失，從1868年到1885年損失了69.3萬美元。而日本一年國民總收入的估計是397萬美元。官辦企業的虧損增加了政府的債務。政府用增稅和通脹來減輕負擔。到1878年，日本政府的債務達到2.54億日元，大米價格翻了一番，社會出現了各種動蕩。這種情況到1881年10月開始出現轉機。當時伯爵松方孫正義被任命為財政部部長,他決定采取激進措施對國有企業私有化。他并不是一個資本主義信仰者，而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看到了政府的國有企業完全沒有效率。政府的政策補貼只是在鼓勵更多的壞敗。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國有企業提供詳細的資產負債表。
在1880年代的大規模私有化，政府將國有企業出售給出價最高的人。無論賣價多少，至少未來將不會再由政府提供無底洞式補貼。到1896年，26個大型國有企業已經私有化。松方還削減了為民營企業的補貼。他用節省下來的錢，實現了驚人的目標：削減了97％的日本的國家債務。松方還鼓勵私人銀行利用私人部門的儲蓄。橫濱正金銀行，于1880年開始，專門從事外匯交易。它提供了日益增長的出口貿易融資。
"法定抵押權銀行（1896）辦理農業貸款。北海道開發銀行（1899）資助的企業開發日本北部島嶼。日本興業銀行（1900）提供了國內民營企業資本。
這些舉措激勵了民營企業的發展。才能夠1884年到1994年，資本1000日元以上的股份制公司從1,298增加至4,133家。約翰.惠特尼霍爾指出“重工業在日本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不突出。這個時候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是擴大絲綢出口生產。”日本傳統的農村經濟越來越多的和國際需求相聯。一旦日本人掌握現代化工業技術，能夠控制質量，那么歐洲市場對日本產品就會產生極大需求，所以，日本絲綢出口持續增加，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絲綢產品來源。
當各地商業中心蓬勃興盛，它們也促進了勞動力占據80%的農業部門的發展。一般來說，越是商業中心，農民越有可能專業化生產經濟作物，如棉花、蠶、茶、油、糖等。
許多日本農民成為生產棉紡織品、生絲、紙和榻榻米的企業家。舉例來說，最成功的明治絲綢卷取機是一位名為片倉健太郎的企業家發明的。最初他是小自耕農，后來他逐漸生產絲綢，獲得了機械和管理技術。
日本的繁榮同時，傾向市場經濟的文化也得到了發展。例如，教育家福澤諭吉驚嘆于美國和西歐的物質奇跡。他寫了一本書《西洋事情》，讓日本人了解整個世界正在進行的經濟變革。福澤最知名的著作是《勸學篇》，前后17個版本，發行了300萬份。他的開場白就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這句話與托馬斯.杰遜的觀點別無二致。福澤有關的倫理思想也是充滿了資本主義精神。他認為，自力更生的、理性的行為、自由貿易和企業利潤都是日本進步的關鍵。福澤建立了慶應義塾，這所學校，鼓勵學生成為企業家，而不是官僚。慶應義塾后來成為慶應義塾大學，是日本最受尊敬的大學之一。
總之，在十九世紀末期，日本在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研究，從1870年到1912年，日本經濟增長約180％。相比之下，中國在此期間擴大約30％，英國約130％，法國約100%，德國約215％，美國約400％國。日本的經濟增長是一個驕人的業績，這要歸功于勤奮的民營企業家和選擇正確發展路徑的官員。但日本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國家被迫開放的恥辱。等日本人強大后，他們開始相信，他們需要像西方國家那樣，也要建立自己的海外帝國。這魯莽的追求給日本以及其它國家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直到二戰之后，日本才再次重新關注市場經濟，在和平環境中實現經濟奇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