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經濟走勢在國外引發新一波看空中國輿情。日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克魯格曼教授也加入中國經濟危機預言家行列。他上月18日發表題為“中國會崩盤嗎”一文，宣稱中國經濟“正在變成世界經濟的又一危險區域”和“危機的新震源”。
近來經濟走勢在國外引發新一波看空中國輿情，日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克魯格曼教授也加入中國經濟危機預言家行列。他上月18日發表題為“中國會崩盤嗎”一文，宣稱中國經濟“正在變成世界經濟的又一危險區域”和“危機的新震源”。這位經濟學諾獎得主提出預言方法也非同一般：他無需仔細研究相關數據，因為在他看來中國統計數據“最像科學幻想”；他只要看看媒體有關“最近報道”，便足以斷言“中國故事與我們在其它地方看到的崩盤局面如出一轍”。
中國品牌網作為正經歷快速轉型國家，中國總會面臨各類困難和問題，給愿意用聳人聽聞預言放話人士提供機會。不過經驗證明，用“媒體報道+線性推論+簡單類比”方法得到的中國危機預測準頭實在欠佳。時間會告訴我們，號稱擅長精準預測危機的克魯格曼教授這次運氣如何。
前幾年超強刺激政策確實給中國涂料十大品牌經濟帶來新困擾，關鍵改革滯后也使中國面臨增長后勁不足風險，然而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中國具有較好防范危機條件和增長潛力。如果決策者能在微調宏觀政策同時著力推進關鍵改革議程，中國不僅有能力證偽崩盤預言，而且能保持較快增長，并對全球增長做出更大貢獻。
目前中國經濟形勢呈現幾方面特點和問題。從短期宏觀經濟角度看，隨著近兩年緊縮取向宏調政策實施，加上外部經濟環境變化，中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如GDP、CPI、工業生產、投資、出口等增速先后放緩走低，宏觀經濟景氣程度顯著回落。
房地產市場行情和政策波動是宏觀經濟運行面臨的又一挑戰。2009年前后貨幣過度擴張重新激活房地產過度投機因素，2008年11月后不到一年半內全國商品房均價飆升四成以上。政府2009年底以來緊急實施四道調控措施，才使房地產一度過熱形勢和泡沫化風險得到控制。
過度貨幣擴張還導致地方政府負債在2009年前后快速膨脹，債務總額從2008年5.7萬億上升到2010年底10萬多億元，與房地產一度失衡增長并列成為中國經濟和金融潛在風險的兩大聚焦領域。
不過晚近兩年相關調控措施使地方負債失控風險初步得到控制，地方債務率增速下降并趨于企穩。另外也要看到，中國七成以上地方債務融資用于交通運輸、市政建設、教育文衛等廣義社會基礎設施投資，與一些發達國家借錢用于消費導致債務危機本質不同。
從長期看關鍵衣柜品牌領域改革滯后是更需關注的問題。中國決策層一直堅持改革立場，不過關鍵改革議程在實際政策優先度排序上多年處于相對靠后位置。改革動力不足不僅導致一些深層矛盾難以根本解決，也不利于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
中國長期問題主要是改革進程滯后，短期問題則與前幾年過度刺激政策副作用有關。克魯格曼教授政策分析立場以力主凱恩斯主義聞名，他幾年前評論奧巴馬總統新政時建言刺激措施劑量總要加倍才好的觀點讓人愕然。中國目前面臨的短期困難，其實正與克魯格曼教授篤信的過度凱恩斯主義政策有關。
雖然面臨多重矛盾和困難，中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具有抗擊危機和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基本面條件。這首先與中國發展階段特點有關。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較快推進階段，目前人均收入大約相當于美國10%左右，仍有三成半左右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就業，仍有可能利用后發優勢保持經濟較快增長。
未來關鍵改革對中國發展具有長治久安意義，同時不同程度具有利好短期增長效應。例如放松民營企業市場準入管制改革，長期看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短期則有望提振民間投資和促進增長。在戶口、農地制度、公共財政領域加快推進改革，也會產生擴大內需效果。長期改革與短期增長目標內在一致，便于實施“以改革促增長”政策應對經濟增速走低形勢。
這與歐美發達國家目前“高債務-高失業兩難”困境本質不同。面臨兩難困境國家要降低債務率就要緊縮支出，這在短期會加劇失業陣痛；反過來通過擴大政府支出紓緩短期高失業率壓力，又會使長期高債務沉疴更趨惡化。
中國崩盤論難有勝算另一關鍵原因，在于總體而言中國私人和公共部門基本財務狀態，遠遠好于世界范圍絕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如果說增長潛力深厚有利于中國防范經濟衰退危機，基本經濟部門資產負債表穩健則有利于中國控制金融和債務危機風險。
數據顯示，過去十余年中國工業企業知名品牌資本回報率呈增長趨勢，2009年雖經歷波動，近年稅前利潤率又回升到接近20%較高水平。中國商業銀行部門資本回報率變動具有類似走勢，絕對水平顯著高于工業企業。多年良好資本回報使中國金融和非金融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得到改善和充實。
中國家庭部門銀行借貸從2007年4萬億元增長到2011年13.3萬億元，其中購房貸款約7萬億元，但同期家庭部門銀行存款從18萬億增長到33.3萬億，目前家庭銀行存款大體相當其貸款負債規模的兩倍半之數。可見雖然近年居民負債特別是房貸較快增長的潛在風險需要關注，但是中國家庭整體作為凈儲蓄部門資產負債表仍相當穩健。
過去十年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約三倍，同期財政收入大體同步增長，年均赤字率控制在不到2%低水平。中央政府債務率大體穩定在17%-18%，與世界主要經濟體比較處于最低位置。即便考慮上述地方政府負債增長等相關問題，中國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還是比主要發達國家強得多，為中國防范債務和金融危機提供有力屏障。
另外中國擁有近兩萬億美元正值“國外投資凈頭寸（NIIP）”，絕對規模居世界各國前列。需要指出，在國內投資高回報背景下主要以官方儲備形式積累大量外部凈頭寸，提示中國國民儲蓄配置效率還有待改善。不過龐大外部凈債權客觀上為應對國際收支潛在逆向沖擊提供安全屏障，增強了中國防范危機的主動性和有利條件。
利用IMF數據庫可推測中國未來幾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相對貢獻。IMF數據顯示，2005-2010年全世界用現價美元衡量GDP年均增長6.68個百分點，中國貢獻其中1.61個百分點，貢獻率為24%，在世界各經濟體中名列第一。
IMF預測2011-2015年世界美元GDP增長6.58個個百分點。假如中國用美元衡量GDP年增長率比過去五年實際均值每年持續遞減一個百分點，中國將平均每年對全球增長貢獻2.44個百分點，貢獻率將上升到37%左右。這個預測貢獻率高過IMF預測的美國、歐元區、日本貢獻率總和。
在克魯格曼看來，“英明領導”也無法庇佑中國經濟免遭崩盤前景；筆者認為，中國只要不是做得太糟就有望保持較快增長并對全球增長有更大貢獻。時來天地皆用力：這是新興經濟體崛起時代規律使然，也是眼下全球經濟大調整形勢使然。克魯格曼教授在經濟學理論領域成就斐然，然而對當今天下大勢似乎仍有隔膜之處。
中國經濟最大問題，不是增速減緩導致衰退，也不是看空派預言的崩盤前景。真正挑戰來自體制轉型歷史過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特殊困難，在于改革疲勞癥可能導致深層體制問題凝固化從而在根本上制約中國經濟成長能夠達到的歷史高度。中國需要加快改革，為經濟追趕注入持久動力，為社會現代化轉型奠定基礎。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根據作者2012年1月9日在美國紐約交易所舉辦的“2012年中國經濟展望論壇”演講內容整理，演講原題是“為什么中國經濟有望較快增長——評克魯格曼教授中國危機預言”。）
資訊整理：中國品牌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