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十年前。根據統計年鑒，200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為36.2%，工業化率為50.9％。這就是說，那時候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之間的比值還不到 1，僅為 0.71（＝36.2％／50.9％）。再往前看二十年，1980年我國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干脆不到 0.5,僅為 0.44（＝19.4％／43.9％）。
關注這個知名品牌經濟現象，說起來也為時不短。記得最早是1985年春天，地點就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當時所在的西直門內草場街22號，“老八隊”討論農村發展與國民經濟時，大家七嘴八舌的議論中抓住過這個命題。順便交待一句，成立于1980年的農發組，于1984年莫干山會議后一分為二，大部分研究人員轉到國家體改委下屬研究所，剩下八個成員繼續留在杜潤生領導的農口做研究，昵稱“老八隊”。記憶中是一間不大的客廳，陽光透窗而入，陳錫文、羅小朋、白南生、杜鷹、高小蒙、鄧英淘、高山圍成一圈散坐，我受差遣拿了支粉筆在小黑板上做記錄。那一節的題目是“國民經濟的特征”，應該是小朋或淘淘先提出來的，大家吵了幾句后認為算得上一條，我就記下“工超前、城滯后”六個字。
搞農村調查研究的，為什么要扯上國民經濟？原來1984年出現了全國范圍的“農產品賣難”——農民增產的糧食、棉花，交售時遇到國家倉儲不足的嚴重困難，到處排隊，引發農民抱怨。直接緣由，當然是包產到戶惹的“禍”，因為激勵機制的變革，農民多種多得，生產積極性與大鍋飯時代不可同日而語。1979-1984年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近9％，其中種植業年均增長6.61％，糧食年均增長340億斤，棉花1300萬擔，都是多少年沒有過的。
似乎不難明白，是農業生產的超常規增長，才顯出國家收購農產品的“胃口”不夠大，所以引發賣糧難、賣棉難。可是一路跟蹤農村的改革與發展，農發組對形勢的研判多看了一個層面，即農產品的需求遇到了一個結構性障礙。簡單講，在“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中國，一旦農民放開手腳積極增產糧棉兩億城里人根本不可能消費得了。因此，問題不單單是國家糧倉的尺寸不足，而且是給定城鄉隔絕的現狀，我國農產品的市場需求相對不足，背后的原因是城鄉比例失調、城市經濟的容量嚴重不足。
麻煩來了。改革以來我國農業的超常增長，曾經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當時分解，1979-1984年我國社會總產值年均9％的增長，大頭來自農民新增消費與新增投資（主要是農村住宅）的貢獻（約占62％）。如果市場需求把初級農產品一馬當先的增長拉下來，國民經濟繼續增長的引擎何在？新的機會與挑戰究竟是什么？
這就是當時“老八隊”一起討論國民經濟的背景。實在懷念那時研究問題的氛圍。都是多年下鄉又進城讀了大學的年輕人，個個具有鮮明個性，卻又被卷入同一座思考現實中國實際問題的“熔爐”（鄧英淘語）。吵起問題來，誰也不買誰的賬，可就是不傷和氣。大家面對真問題，感興趣的只是現象與現象背后的道理。杜老的領導方式是百無禁忌，放手讓小子們觀察、思考、提問、分析與建言，從來沒有命題作文這回事。也沒有誰會爭職稱和發表的署名，更不講官話與套話。一晃二十七年過去，當年圍坐一圈的八個老友，先后去世了三位，實在叫人感慨萬千！
那記在黑板上的“工超前、城滯后”，寫進研究報告的文字如下：“迄今我國仍有80％的人口滯留農業與農村，說明我國以往的高速工業化是在城鄉隔離的條件下進行的。工業化在城市高速推進，而眾多的農村人口則同小部分國民收入組合在一起，保持著一種很低的分工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工業凈產值的高比例同農業‘就業’的高比例，十分罕見地長期并存”。這是對經濟結構的特征描述。未來可能是個什么樣子？“1979-1984年國民經濟增長格局的終結，同時就是根本改變原有城鄉經濟關系的開始”。還有戰略與政策建議：“在新成長階段，很難僅僅以小集鎮（農民離土不離鄉）戰略來解決城市化問題。我國的結構變革決不可能在目前城鄉分隔的基礎上完成”；“打破城鄉隔絕既需要從改革由‘城市人口’組成的城市體制來推進，也需要興建、擴建一批主要由‘農村人口’組成的新城市”。
這篇研究報告，后來署名“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以“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與農村發展”為題，全文刊登在《經濟研究》上。我們可沒有想過公開發表，更沒有想過能在全國經濟學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最出乎意料的是，這篇2萬字的長文不是投稿，而是時任執行主編的唐宗焜先生看到了我們的草稿，主動要責任編輯喬桐封聯系作者們并給以精心的編輯——好年代遇到的好人實在是很多。
我自己參加此項研究的收獲，是從此關注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聯。前提的前提，是認識到“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既不自然、也不正常。后來隔幾年我就看看城市化率的變動，也看看工業化率的變動，并把兩率之間的數值描出一條曲線來看趨勢。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重工輕城的扭曲狀態不斷得到改善，盡管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之比，到2010年的最高值（1.09）仍然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其他金磚國的水平、并遠遠低于發達國的水平。
是“重視工業、輕視城市”使然嗎？不好說。那頂多是從行為的結果推測“動機”罷了。不難理解中國人對工業的普遍重視，那是從近代洋務運動就開始了的共識。畢竟“船堅炮利”的教訓，國人皆不會忘記。后來毛澤東所言“落后就要挨打”，大體上也包含“工業落后必定挨打”的意思。整體而言，中國人的“重工”傾向，不是從民生消費或生產率出發，而是從國家主權、國防、國際環境的角度加以衡量的結果。
當然，中國的經濟思想、戰略與政策，一般也“重農”。不過我的感受，那也是為“重工”服務的。沒有農業和農產品的支持，工業想快也快不起來。真想重視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嗎？那就非重視農業不可。這是“論十大關系”的點睛之筆，也證明“重工”才是真正的重心所在。
比較費解的是為什么要“輕視城市”？工業不靠光合作用，總要講聚集，達到一定的密度就是城市，所以工業與城市分不開，一般也不容易對立起來。我沒有看到有明確阻遏中國城鎮發展的論述、文件和言論。找不到“輕視城市”的動機，卻收到了輕城之效果，何以如此，下次再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