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大學任教時期，申請了一個項目，觀察和研究中國社會以及東亞有儒家文化傳統的企業家群體，并寫了一些文章概括我的體會。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今天的立場回顧，那時中國內地尚未出現大規模的私人企業。“鄧小平南巡”的政治效應，大約在1994 年以后，使民營經濟逐漸獲得了不僅是政治的而且是道德的合法性，從而使商人在道德上可以與官員“稱兄道弟”。當然，依照慣例，合法性總是“自上而下”地被賦予的。故而，商人獲得道德合法性也就意味著官員降低了自己的道德標準。以2003 年“宏觀調控”為界，民營經濟形勢逆轉并延續至今。所謂中國經濟“奇跡”，有大約10 年的政治和道德的預備階段，有大約10 年的逆轉階段，民營經濟的合法發展階段，不過10 年。
繼續介紹我的企業家研究項目，一般而言，企業家精神有三要素：敬業、合作、創新。與西方社會里的企業家精神相比，中國的商人群體還有第四要素，我稱之為“濟世情結”。在我的觀察里，中國社會的商人，有了足夠大的規模之后，統計顯著地，傾向于承擔經國濟世之社會責任。這一類現象，學術界有過不少解釋，其中說服力較強的一種解釋，訴諸于儒家文化傳統之缺乏宗教精神，故而“歸上帝的”和“歸凱撒的”，二者勢必混淆，從而工商界的凱撒們要去追尋上帝的領域。
從實證角度看，民營經濟的凱撒們，與其他中國人一樣，承受了兩代人教育的失敗。我寫了不少文章描述中國教育的失敗，卻都不如“新黨史學派”的佼佼者高華的一篇文章來得徹底。在高華的文選《歷史的云霧》里，有一篇他提交給香港“五四與中國現代教育”會議的論文《中共從五四教育遺產中選擇了什么？——對延安教育方針及其實踐的考察》。高華的思路重要，因為他將現代中國教育的失敗溯源至上世紀30 年代蘇區的“革命教育”以及隨后40 年代延安的“功利主義”教育綱領。蘇區的和延安的教育，主旨是為革命戰爭服務。故而，培養干部和動員民眾，是教育的兩項基本任務。由此，革命教育演變為針對干部的思想整風運動和針對民眾的文化掃盲運動（逐漸演變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教育思想）。這兩種運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脈相承，傾向于摧毀或遺忘植根于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將高華的這篇文章與劉瑜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的博士論文結合起來，我們就得到關于中國教育失敗的廣闊得多也深刻得多的歷史描寫。
承受著這樣的教育失敗，在1994 年到2004 年期間有了政治與道德合法性的民營企業家和他們的企業，只要有了足夠大的營業規模和經濟影響力，便要面對“你如何面對政府”這樣一個棘手問題，這也是中國兩千年皇權與紳權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的權力格局的延續。
我在《中國問題》序言里引述魯迅的演說“娜拉出走之后又怎樣”以說明中國人“富裕之后又怎樣”的困境，這一說明，當然最先適用于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一方面，你有“地方鄉紳”的身份，你被認為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你要從政府官員那里贖買“自由”，為你的產業尋求持續不斷的政治保護。在這兩項強大的外部力量作用下，你原本缺乏宗教精神，從而你內在地軟弱無助，于是你很容易屈從于外力，你開始研讀《胡雪巖》這類紅頂商人的傳記，你開始練習書法，你參加“企業家國學班”……總之，你要成為傳統意義的“儒商”。但是你忘記了一項最關鍵的事實：現代中國的政府不再是傳統意義的政府，它早已確確實實地演變為與大眾一樣謀求個人利益的人組成的現代政府了。而且，傳統儒商的“鄉土中國”宗法社會也早已被革命掃除得干干凈凈。請時刻記住：“革命教育”的后果之一，是兩代中國人對傳統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不能再產生刻骨銘心的親切感。既然如此，政府官員，這些中國人當中的一群，為何要維持傳統儒商與政府之間的那種關系呢？所以，我們周圍泛濫著現代政府的劣根性——由西方兩位著名經濟學家概括為“掠奪之手”——在中國歷史悠久的官僚政治傳統里就是“官與民爭利”，更多地表現為赤裸裸的腐敗。
中國市場經濟的病癥在于沒有獨立自由的企業家群體。是文化傳統缺陷？還是政治制度弊端？還是留給讀者自己思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