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假期之后，張震和高翔到上海去見了律師。
“要設立一個基金該怎么樣做，甚至包括很多和LP談判要注意的細節都是律師跟我們講的。”高翔對記者回憶說，在此之前他們對于如何設立一只基金幾乎是兩眼一抹黑。盡管張震和高翔在IDG擁有超過10年的投資經驗，也管理過若干估值10億美元的項目，但他們只是精熟于基金中“看”和“投”環節，卻并不參與太多的融資會議，何況在IDG這樣的成熟機構里，財務、行政、法律部門的架構都相對明確而完整。
開始著手做第一期融資時，三個年輕的合伙人曾遇到基金大佬對他們提醒：“如果別人說給你投1000萬元，那你就按500萬元聽。別人跟你說兩個月到賬，你要做好四個月的準備。”此外，也有朋友曾打電話來叮囑：現在不是最好的融資時間，除了圣誕和元旦假期的影響，臨近年底，很多基金當年的額度已經投完，要到第二年才做新計劃。
在募資的思路上，高榕資本明確希望可以做一只Founders’Fund：即他們要尋找的出資人，除了國際頂級的國家主權基金、大學基金、家族基金、養老基金之外，還囊括了互聯網行業成功的企業家，以及一些資本界的大佬和傳統行業的重量級企業家的個人資產。
高榕的傳統行業LP資源，包括了蒙牛、新希望集團相關的基金，在互聯網領域則有來自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京東、小米、360、美團等公司的核心創始人和高管。張震曾請到江南春來分享互聯網營銷和企業管理的經驗，被投公司感同身受，也會增加間接股東對他們的了解。而財富之外，這些優秀的企業家又可以與更年輕的創業企業分享經驗、資源，從而形成一個閉環的生態體系。
高榕希望通過這個機制，可以在互聯網圈里把這種投資的生態建立起來。從前端到后端慢慢管理，慢慢去賺。
阿里巴巴集團前高管、淘寶網的創始人孫彤宇，也是高榕的LP之一。在投資“本來生活”時，高榕曾遭遇異常激烈的競爭，張震聰明地想到請孫彤宇出馬，從杭州飛到北京與“本來生活”的創始人喻華峰見面。孫、喻二人的這頓晚餐，從晚上6點一直持續12點，孫彤宇對喻華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把自己做電商的經驗一一分享。
立世
效力于IDG的時代，張震和高翔所在的團隊曾投出2億多美元，幫助公司拿回了近6億美元的現金，而剩余在被投公司的股權價值則超過20億美元。但張震并不喜歡通過賬面上的估值和回報率來標榜團隊投資上的優勢，在他看來，“重要的是，你投出去了多少錢，拿回了多少現金，這才是實打實的回報”。
即便手握過往的驕人戰績，但高榕剛剛起步投資業務時，也遭遇過來自項目的質疑以及同業大牌機構的競爭。
2014年春天，廣告營銷公司Avazu獲得高榕資本領投的4800萬美元A輪融資。此前某全球頂級的基金曾給過創始人石一投資意向書，而高榕當時的出價只有他們的60%。
“他說‘我們今天是創業者對創業者，所以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你’”石一告訴記者，最終是張震的這句很真誠的話打動了自己。
新東方前執行總裁陳向東2014年年初離職創立在線教育網站——跟誰學，張震聞訊后便和高翔、岳斌一起趕到陳的辦公室。見慣大風大浪的陳向東起初對高榕三位合伙人的集體上陣并不以為然，因為他不缺錢，彼時并沒有融資打算。
但一番交談過后，陳向東意外了解到，張震很早以前就曾深入研究過新東方與學而思這些民營教育機構的模式，所以他很清楚，要做一家線下機構隨著業務布局的不斷擴大，將會產生更多的委托代理，而信用成本和交易費用也會隨時提升。張震認為陳向東的“跟誰學”，恰是能夠極大地實現“去中間化”，提升運營效率，把人和服務的鏈接做到極致，更好地形成商業閉環。
幾天之后，帶著投資意向書，張震又親自跑到陳向東的辦公室完成最后的修改直到雙方簽字。
“能夠看到他們對于做成一件事情的渴望。像我這種創業者，之前帶兵打仗那么多年，很容易發現這個人到底是不是可以并肩作戰、或者是有那種棋逢對手的感覺——你將和他產生巨大的心靈能量場。”陳向東告訴記者，后來他從側面印證了自己的判斷。他聽說高榕在融二期美元基金時原本有條件認購超過6億美元，但最終他們只要了3億多，足見這是一個有自控力的團隊。
高榕的三位創始合伙人，以1976年出生的張震的年紀最大，其次是高翔，岳斌則是80后。在公司創立兩年后的今天，這三個人之間已經默契到不需要提前去做分工。面對創業項目，如果說某一個人提出一個問題，另外一個人會從不同的角度來提問題。而在高榕所投資的那些公司創始人眼中，三個合伙人在對問題的把控和判斷上又各有各的風格。
過去高翔一直扎根廣州，華南的項目多半由他跟進。盡管有時一個月大家才能碰一次面，但信任關系甚至比一些夫妻更緊密，而一次次內部務虛會的交流也讓張震、高翔和岳斌對合伙人精神的理解更加深刻：合伙人之間除了能力上的匹配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種過命的交情。是打仗的時候你可以把背交給對方的人。
“有的創業者可能就喜歡我這種性格，和我交流多一些，有的人可能會喜歡跟高翔這種柔和型的交流。對技術要求比較高的公司，則會和岳斌產生很多的共鳴。”張震認為，這是高榕的優勢，團隊中可以滿足不同的客戶，高榕不僅是投資機構，更重要的是投資服務機構。
神州付的創始人孫江濤對《財經天下》記者回憶說，在一次項目溝通會上，自己曾聊起正在研究的數字貨幣項目，一向在聽講時沉默的岳斌突然打斷孫，并告訴他自己也去挖過比特幣，為了研究甚至還專門買過“挖礦機”(編注：用于賺取比特幣的電腦，用戶下載專用的比特幣運算工具，運行特定算法，與遠方服務器通訊后可得到相應比特幣。)在這次交流之前，孫江濤對岳斌的印象并不深刻，只知道他在技術方面有偏好，“但在那一刻討論數字貨幣的時候，我發現岳斌對比特幣的細節研究得非常清楚，動手能力也非常強”。
相比岳斌的技術探討，高翔那天的提問則顯得尖銳得多。比特幣作為數字貨幣，背后有其發售的邏輯，包括整個通脹、通縮的體系，到底遵循著怎樣的經濟模型。高翔為此問了幾個關于經濟模型細節的問題，孫江濤覺得每一個問題都直逼項目的關鍵點，在當時，這些恰恰都是他和團隊還沒有深入研究過的事情。
張震的提問則很跳躍，語速非常快，挑戰性很強。“回答張震的問題還是得對業務精熟才行，我每次和他溝通，都要保持一個比較興奮的狀態，不然有可能思維跳躍的速度跟不上他。”孫江濤評價說。
張震承認，他在判斷投資機會時會更看重創業者的視野。一個例子，就是貝貝網的創始人張良倫。雖然張良倫此前沒做過母嬰生意，甚至自己也還沒有養過孩子，但張震發現，他對貝貝網的美國對標公司——Zulily有過深入研究。當張震問及Zulily運營的優缺點，張良倫回答說，Zulily的貨品很全，價格很低，但是配送時間差不多要10-15天，對母嬰這樣的細分品類而言，這種模式還有巨大的改進空間。
更早之前，張良倫還曾創辦過返利網站——米折網。2012年初，米折網啟動融資，當時還是IDG合伙人的張震，是創始人張良倫見到的第一位投資人。開始他有點緊張，但兩人繞著西湖國賓館走了兩圈之后，張良倫就決定拿張震的錢。
“他如果認可一個事情，會快速決策且異常堅定。他的這種堅定會給創業者帶來一種安全感和保障。”后來張良倫轉型做母嬰電商網站貝貝網，高榕資本繼續跟投。貝貝網C輪融資時一度出現波折，距離目標還存在一兩千萬美元的差額，又是張震用了一句“差多少，我補”和幫助企業站臺，這才給創始人吃了定心丸。
平權
過去幾年，市面上已有的知名主流美元基金基本不是中國人創立的，不排除他們中有創業的成分，但見證一家基金品牌從無到有的過程卻十分難得。
也正是在高榕成立之后，波及到整個VC圈子的革命才陸續蔓延開來。僅在IDG內部為例，前IDG合伙人毛丞宇創立云啟創投、余征坤創立濟峰資本、李豐成立峰瑞資本，以及鄭蘭創立了博派基金。
對比前輩，比如熊曉鴿、周全在十幾年前創立IDG資本的過程，張震覺得自己和高翔、岳斌三個人出來創業已經要幸運得多。熊、周二人當年對于風險投資了解甚少，白手起家，而到了張震這一代，市場已相對成熟，加之他們在IDG也積累了相當多的行業經驗，高榕這一路走來，總體還算順利。
當然，創建一家基金之初，也全然沒有那種在資本市場豪擲千金的快感。挑戰首先不可避免地，是你要面臨和其他創業者一樣瑣碎的事務：選擇辦公場地、團隊組建、戰略定位，包括去融資，而隨后更大的挑戰則來自更為長期的團隊管理。
當年在IDG工作時，張震的工位就在創始合伙人周全辦公室門口。用張震的話說，自己是在周全的身邊長大的，周的一言一行他都在觀察和學習。
“但是你并沒有親自操盤這個事，當你親自操盤時就會發現，人事、財務、PR很多細節都要管都要去協調……”甚至于有一家被投公司的創始人，其小孩要在國內入學，張震都要想方設法幫其搞定。
過去在IDG這樣的大機構，有專人負責做針對創業者的所謂“后勤服務工作”。顯然，從前只是作為一名職業經理人，壓力肯定沒有做創業者那么大�，F在，張震常常不得不把自己逼到一個極限狀態，因為沒有退路。
“做職業經理人時我知道自己身后還有靠山，當時我后面還有周全和曉鴿(熊曉鴿)，今天我后面就是懸崖，踩不住，一腳就下去了。”創辦高榕的經歷，讓高翔感觸最深的，是他意識到在很多時候，基金的成功并不屬于某一個人的成功，而是基金策略的成功。
“我們在IDG的時候投了很多好的項目，當時覺得自己好厲害，實際上，我們的成功是因為IDG的平臺和它所處的行業的地位，使得你更容易接觸到這些項目，此外也是機構在某一個時間點上的某個大的投資策略，使得你能夠去決策。”高翔給記者舉了經緯中國的例子——經緯曾在移動互聯網剛興起時組建的人民幣基金，非常快速地響應投資了一大批移動互聯網項目，而這一策略也給了很多人實戰機會，培養出一批非常優秀的投資經理，當時在經緯，小幾百萬元人民幣的項目可以由投資經理直接做主。
高榕內部的機制運作，也顯示出了對優秀基金的經驗借鑒�，F在3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由兩位合伙人通過即可�；鸾浝砻磕険碛幸淮螆猿肿约哼x擇的權利，這種機制維護了那些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時刻。
作為一個從三人起家的新VC，從一開始，高榕內部就給每個人平等發聲的權利。不像大多數的同行，他們營造的這種平等氛圍，也正是三位合伙人維持平衡的巧妙之處。
高榕內部并不強調某個人的重要性。對于一家基金而言，平臺的價值一方面是保證投資策略的統一，另一方面，他們希望基金中的每個人能夠把機構當做是自己創業以及長期事業平臺。
基金是有限合伙制，不同于企業的股份可被繼承，基金要求合伙人到了一定年限后就要退出，這個機制決定了它的商業形態是可被傳承的。所以從一開始，張震就不希望高榕打上三個合伙人的過深烙印。
“我很快就40歲了，基金10年一期，也許到50多歲的時候我就要退出早期投資項目的一線。假如現在問你美國紅杉創始人叫什么名字？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但重要的是，紅杉已經完成了交替和良性傳承，這個傳承就是——當我們退出的時候，我們要凈身出戶，爭取把空間留給年輕人。”在張震看來，合格的投資人標準，是要有10年以上的從業經歷，至少投出過一億美元。“現在股市不好，很多人在擔心，但我們卻能吃得香、睡得著，沒什么影響。因為我和高翔在行業待了十幾年，股市有好有壞，大盤總在漲跌。如果投資人沒有經歷過經濟危機這樣的問題，知道在不同的階段該如何應對，那事情就會變得棘手。”
高榕最終獲得了文章開頭的那筆融資。談判剛結束，還在路上的張震就接到一通令人興奮的電話：“恭喜你們！我們決定投資！”那一刻，外面大雪紛飛，三個人卻都只穿了一條單褲，凍得哆嗦。
在談判桌前，張震其實是借用一部著名的美國電影《甜心先生》來回答那個尖銳提問。該部勵志電影講述的是一家美國最大體育經紀公司合伙人杰瑞·馬奎爾，在公司管理中發現重大問題，提出改進方案卻沒有得到采納，終因意見不和而被迫出走，創辦了自己的經紀公司。起初，那些大牌運動員們都傾向選擇老牌的經紀公司，認為可以為自己帶來資源，而杰瑞通過自己的能力和行業資源，更用心地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最終將旗下的二流橄欖球員羅德打造成為超級明星，而他的經紀公司也逐漸成長為業界翹楚。
這是當年周全要求每名IDG合伙人必須觀看的電影。周全曾經問過張震，對這部電影有何觀感。張震回復說，投資圈一如競技場，和電影中呈現出的劇情一樣——投資行業里個人口碑往往比企業品牌更重要。
張震沒有想過，數年后，自己有一天竟會面臨和杰瑞一樣的處境。甚至在這間美國最頂級基金的會議室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