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2015年12月銀行結售匯和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等數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就相關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呈現凈流出態勢，四季度流出壓力較三季度有所緩解
數據顯示，2015年，銀行結匯較2014年下降9%，售匯增長24%，結售匯逆差4659億美元;銀行代客涉外收入較2014年微降0.8%，支出增長6%，涉外收付款逆差2009億美元，其中，涉外外匯收付款逆差2538億美元。
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看，一季度逆差914億美元，二季度逆差收窄至139億美元，三季度逆差擴大至1961億美元，四季度逆差回落至1644億美元。從銀行代客涉外外匯收付款數據看，一至四季度逆差分別為253億、16億、1637億和631億美元，四季度外匯凈流出較三季度下降61%。
“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呈現凈流出態勢，四季度流出壓力較三季度有所緩解。”王春英表示，2015年，銀行結售匯和代客涉外收付款總體均呈現逆差，跨境資金流動呈現較大波動。同時，企業積極償還境內外匯貸款和跨境融資，有序釋放高杠桿經營和貨幣錯配風險，藏匯于民穩步推進，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加快。
近期，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形勢發生較大變化，對此，王春英表示，當前跨境資金流動主要對應著我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的調整。目前，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基本平穩，跨境資金流動風險總體可控。
一方面，我國經常賬戶持續順差，順差形成的原因和結構相對合理，而且外匯儲備規模仍穩居世界第一位，2015年末為3.33萬億美元，正常的國際收支支付完全有保障。同時，近期部分企業主動進行資產負債結構調整，有利于降低未來的外債償還風險。
另一方面，多年來我國外債警戒指標一直處于國際安全標準之內。例如，去年9月末，我國本外幣全口徑短期外債余額與外匯儲備余額之比為29.1%，較去年3月末下降2.5個百分點，遠遠低于100%的國際安全標準。
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不斷完善，外匯儲備上下波動可能成為新常態
201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較2014年末下降5127億美元，減少的外匯儲備去哪了?
王春英分析，影響外匯儲備規模變動的因素較多，既包括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也包括外匯儲備投資資產的價格波動、匯率變化以及儲備支持“走出去”的資金運用等。
一方面，匯率、價格等非交易價值變動使得外匯儲備賬面價值減少逾千億美元，這不同于實際的外匯從外匯儲備中流出。去年前三季度，因外匯市場供求買賣形成的外匯儲備資產累計下降2272億美元;而同期外匯儲備賬面余額減少3289億美元，意味著匯率折算等估值因素導致外匯儲備賬面價值減少1017 億美元。由于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計量貨幣，其他各種貨幣相對美元的匯率變動也會導致外匯儲備規模變化。
另一方面，我國企業等主體優化境內本外幣資產負債結構，增持外匯存款、償還外匯貸款。2015年，企業、個人外匯存款分別增加249億和184億美元，境內銀行為滿足企業遠期保值需求凈增持外匯頭寸1024億美元。
王春英強調，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外匯儲備的定義，外匯儲備在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資金運用記賬時也會從外匯儲備規模內調出。
“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依然復雜多變，外匯儲備上下波動屬于正�，F象。”王春英表示，未來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不斷完善，國際收支趨向基本平衡，儲備規模上下波動可能成為新常態。
外匯儲備持續下降，其流動性是否會耗盡?王春英分析，外匯儲備規模的增減是宏觀經濟運行的結果。近期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動，主要體現了境內主體本外幣資產負債的適應性調整，其中蘊藏著一些積極信號，未來變化需要理性看待。
從負債角度看，我國對外償債風險有序可控。去年9月末，我國1.53萬億美元的外債余額中，5063億美元為中長期外債，短期外債中近一半是與貿易有關的信貸。
從資產角度看，企業是藏匯于民的重要主體，并且以對外直接投資為主，近年來已取得較大進展。去年9月末，我國市場主體的對外直接投資資產較去年3月末上升了525億美元。
王春英認為，總體來看，無論是以絕對金額，還是各種充足性指標進行衡量，我國外匯儲備都是充裕的。
美聯儲加息不會改變我國國際收支中長期保持基本平衡的格局
近期，美聯儲重啟加息，該如何看待美聯儲加息對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的影響?王春英認為，美聯儲加息將推動我國市場主體相關的資產負債結構順周期調整，這是市場規律，也是必然現象。
“美聯儲加息將給新興經濟體普遍帶來一定挑戰，但我國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相對較強。”王春英表示，從我國情況看，經濟基本面總體良好，在經濟體量已經較大的情況下，經濟增速仍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而且國內經濟產業結構多樣，潛力大、韌性強、回旋余地大，金融體系總體穩健;國際收支運行平穩、健康，貨物貿易、經常賬戶持續順差。美聯儲加息不會改變我國國際收支中長期保持基本平衡的格局。
王春英分析，此輪美聯儲加息的目的是貨幣政策正�；墙o過熱經濟降溫，并且還需要考慮美國經濟金融運行直接或間接受到的影響，包括其他經濟體在溢出效應下的相關變化也可能反過來影響美國。因此，美聯儲加息可能是一個緩慢謹慎且符合預期的過程，美元指數在加息前后也是有波動的，部分市場影響可能會逐步消化。
“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從根本上還是由國內經濟基本面決定。”王春英認為，未來幾年，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深化改革紅利的逐步釋放，國內經濟有望在調整到位后企穩回升，進一步奠定我國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基礎。
